“感谢这份沉甸甸的荣誉，它属于每一个热爱越剧、守护越剧的人。80余载，以越剧为舟，以舞台为岸。我感恩上海这片艺术沃土的哺育，感恩袁雪芬老师及各位前辈的引领之光，感恩一代代观众的温暖相伴，感恩各界对越剧事业的鼎力支持。是你们，让我从一名学徒，成长为越剧艺术的传承者、探索者。岁月不言，戏魂永存。我将怀赤诚之心，尽余生之力，为越剧的薪火相传奔走不息。”得知获得第八届上海文化艺术奖“终身成就奖”，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吕瑞英激动地说。
作为“越剧十姐妹”的后继者，吕瑞英是新创流派的佼佼者，为剧种贡献了明丽清新、富有青春活力的“吕派”，拓展了越剧的总体风格与表现手段。
为越剧注入阳光气息
吕瑞英的艺术生涯起步于艰苦的旧戏班时期。1932年出生于上海的她，1940年便拜越剧男班老生盖月棠为师，进入四友社习艺，工花旦。在两年半的科班学习中，她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，随后便随师叔搭班，在上海及杭嘉湖一带辗转演出，积累了丰富的舞台经验。1947年，她进入竺水招领衔的云华越剧团，1949年加入范瑞娟、傅全香的东山越艺社，在与前辈艺术家的合作中，艺术视野不断开阔。
新中国的成立为吕瑞英的艺术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。1951年夏，她进入华东越剧实验剧团，后于1955年转入上海越剧院。吕瑞英一直视袁雪芬为学习目标，她曾在自传中表示，“向她（袁雪芬）学习，最难的是揣摩她为什么这样演。惟妙惟肖地学几句唱腔，既不是她也不是我所要追求的，‘人物出发’才是前辈们传承给我最受用的法则。它是唯一衡量艺术水平的标准，鼓励我从以假乱真走向了自由自在。”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，是吕瑞英艺术创作的黄金时期，她接连参演近20部新创排剧目，塑造了一系列性格迥异的艺术形象。
“这一年，1954年，可以视为一条起步线，我遇到了两个相伴一生的好角色：《西厢记》中的红娘和《打金枝》中的君蕊公主。”吕瑞英这样提到自己的两部代表作。因为生动鲜活的表演，吕瑞英在越剧《西厢记》中塑造的红娘形象有着“活红娘”的美誉，“排演《西厢记》是一个缩影，能清晰地看到剧院和前辈引领着我走上塑造人物之路，我很幸运，这年我才二十出头。”正是因为《西厢记》的演出经历，曾经只会“做戏”“唱戏”的吕瑞英对“演人物”有了更深刻的认识。她细细琢磨红娘与崔夫人、张生之间不同的人物关系，精准演绎角色之间的张力与分寸感。
“在她本身最合适的一类戏路，像《打金枝》，她所具有的那种甜美和优越性是别人不具备的。”在《她体现着越剧的美》一文中，袁雪芬这样称赞吕瑞英的表演。在《打金枝》中，吕瑞英完成了更大的突破——将与自身性格迥异的骄蛮公主演得娇憨可爱。为塑造君蕊，她从苏联电影中汲取灵感，设计了侧仰亮相、轻提罗裙的出场方式，微抬下巴的神态精准拿捏皇家贵气。“头戴珠冠压鬓齐”的唱段，她以甜美昂扬的唱腔铺陈华贵，又在“君拜臣无此理”中注入少女的执拗。“哭宫”一场，她借鉴孩童哭闹时“指缝偷窥”的生活细节，配合水袖翻甩与唱腔起伏，将公主的委屈与任性表现得入木三分。这种“专曲专用”的创作理念，让吕派唱腔摆脱了越剧传统的哀怨基调，赋予角色前所未有的阳光气息。
男女合演的推动者和践行者
除了舞台创作，吕瑞英更是越剧男女合演改革的坚定践行者与关键推动者。从广东回到上海后，吕瑞英带头主演了《十一郎》《桃李梅》《傲蕾·一兰》等多部标志性的男女合演剧目。全新的表演形式也督促着她寻找新的唱腔。由于男女声天然的五度差别，男女对唱时要么用异调同腔，要么用同调异腔，当中必定要依赖一个过门。为了让唱段之间衔接流畅，吕瑞英提出了E调唱腔——即男女声各让一步，女声从G调降低两度，旋律相应地往上走；男声从D调提高一度，旋律相应地往下走。这种从未尝试过的调性虽然难度高，但解决了“过门转调”的问题，为观众喜爱的同时，也成为不少后辈演员经常使用的调式。在《十一郎》中与她合作的著名越剧男小生史济华这样形容吕瑞英，“她是革新派，继承传统和大胆创新是‘吕派’成功的秘诀，我们越剧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改革创新史。”
1985年-1989年间，吕瑞英担任上海越剧院院长，继续大力推动男女合演，上海越剧呈现了“女子越剧”和“男女合演”花开两朵的格局。由于男女合演需要比女子越剧更庞大的气场，光乐队就配置了20余人。与此同时，她引入著名学者、导演与青年创作力量为男女合演保驾护航。在1986年举行的首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上，男女合演越剧《第十二夜》一炮打响，并前往北京演出。“《第十二夜》的成功预示了男女合演的路可以走得很宽，以男女合演为艺术生产主力的剧院有理由期待它带来更绵长、厚实的回报。”吕瑞英曾这样谈到。
如今，吕瑞英虽已淡出舞台，但她创立的吕派艺术和经典角色依然鲜活，代代相传。她动情地说：“我在过去、现在和将来都愿意为越剧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。祝愿未来有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呈现出来股票配资一览表最新，让我们的文艺舞台永远百花盛开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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